現在位置:議題 > 劣跡斑斑的中國海外投資 //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缺風險管理更缺全局戰略
劣跡斑斑的中國海外投資
來源:中國評論月刊 2013-01-25 10:36:05 近年來,中國的海外投資一直“飽受詬病”,衝突摩擦不斷。 中評社北京1月25日訊/網易新聞另一面今天登載文章《劣跡斑斑的中國海外投資》指出,中國企業在海外的行為,無論是尋租,還是不重視甚至破壞生態環境,或者缺乏誠信以及忽視勞工權利,均是中國海外投資一直飽受詬病,衝突、摩擦不斷的原因。 從去年11月開始,緬甸萊比塘銅礦持續發生大規模抗議事件,投訴中國的萬寶公司在銅礦拆遷過程中補償不公、污染環境等,銅礦的建設被迫全部中斷。近年來,中國的海外投資一直“飽受詬病”,“中國模式”似乎並不受歡迎,衝突、摩擦不斷。 違反最低薪資規定 1992年,首鋼得到秘魯鐵礦後,無視“礦業工人工會”,解決罷工方式中國化,買通“實力人物”生硬處理 許多中國投資者不了解當地國情民風,習慣了如此對待工人的中國企業,往往迷戀這類剝奪勞工權益的“中國特色”企業管理模式,一味套用國內經驗,如以金錢刺激鼓勵加班,用高壓管制提高勞動強度和延長工時,習慣用甩錢、走路子、通關係和聯絡感情的方法“搞定”等。 1992年,中國首鋼以高於拍賣底價4000萬美元的天價1.18億美元買到了鐵礦後,與當地企業工會組織簽訂了多達35項的福利條款協議,包括首鋼秘鐵職工及其家屬全部享有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居住和免費水電等。由於中國企業從來沒把本國工會及勞動合同當回事,根本沒想到會遇到秘魯的工人組織“礦業工人工會”的抵抗。 在遇上罷工風潮後,首鋼的解決方式頗為中國化,搬出在中國解決勞資糾紛的法寶,發生工潮後中方投資人或買通“實力人物”生硬處理,或採用小恩小惠懷柔,例如,與當地政府搞好關係希望獲得其支持,用高工資籠絡秘魯籍高層管理人員,給工會一些威懾,試圖用職工代表大會取代工會。中國工人在世界上堪稱工作最辛苦、薪酬與福利最低的群體,中國工會的存在價值就是幫助政府與企業管理與安撫工人,並非為工人爭取權益。在非洲,不少中國企業由於沒有處理好勞資關係釀成罷工、示威甚至流血衝突,最後弄得兩敗俱傷。 此外,中國企業還將中國的工作模式(過長的勞動時間、過低的工資待遇與惡劣的工作條件等)搬到非洲,一些中國企業老板無視當地的法律,經常與當地雇員發生衝突,官司纏身,如雇工不簽合同,不交納各種保險,工資標準低於所在國規定的最低保障工資,節假日強迫員工上班,加班不付加班費,隨意解雇勞工等。在南非城鎮紐卡索(Newcastle),中國人經營的紡織工廠每個月付給工人200美元,薪水比在中國境內高出很多,但卻低於當地的最低工資。 2009年開始,以六十餘家中資成衣廠為代表的南非小型紡織成衣企業與南部非洲制衣和紡織工會(Southern African Clothing and Textile Workers' Union,SACTWU)及勞資集體談判委員會(Bargaining Council,南非特有的每年議定行業最低薪酬的勞資談判制度),圍繞著最低薪酬和勞工待遇,開始了持續而激烈的摩擦。2011年7月,南非紡織業協會向勞工法庭投訴,要求勞工法庭對那些違反工人最低薪資規定的工廠執行處罰。由於給工人支付的薪酬低於合法水平,紐卡索(Newcastle)大部分華人制衣廠都收到了巨額罰單。據紐卡索華商會(Newcastle Chinese Chamber)主席、台商劉權毅介紹,截至2011年年初,南非全國1058家中資制衣企業中,共有562家未達到法定薪酬標準,這些廠商被統稱為不合規廠商。 對生態環境破壞性大 2007年,中冶公司取得阿富汗艾娜克地區的采礦權,開採銅礦將破壞2600年的古跡和6個村落,造成毒物污染 阿富汗洛迦省(Logar)的考古遺址艾娜克(Mes Aynak)具有2600年的歷史,該地區擁有大型寺廟、幾千座佛像和許多佛教文物,是古代絲路上的重要據點。在該佛教遺址下方,還有一處更古老、尚未挖掘的銅器時代遺址。2007年,中冶公司於以30億美元的代價取得該地區30年的使用權,並計劃在年底從遺址正下方開採價值超過1,000億美元的銅礦,一旦開採該地的銅礦,這些古跡和附近6個村落與山脊將悉數遭到破壞。此外,開採這座銅礦會使艾娜克(Mes Aynak)遭受毒物污染,不但河流會被污染,毒物也會擴散到其它區,然而這些危險卻從未被知這些危險。 2009年,中電投集團在緬甸修密鬆水電站致伊洛瓦底江斷流,生態環境遭破壞,1萬2千多移民得不到妥善安置 2009年,中國投入36億美元在緬北伊洛瓦底江上興建大壩,修建密鬆水電站。密鬆水電站是中電投集團投資興建的緬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幹流流域7個梯級電站中的第一座,由中電投與緬第一電力部及緬亞洲世界公司共同投資開發,是目前緬甸境內規劃裝機容量最大的電站。但是在該工程的實施過程中,嚴重破壞當地生態環境,1萬2千多移民將得不到妥善安置,造成不少居民流離失所,以及造成伊洛瓦底江斷流,下游生態環境和居住環境也將遭到巨大破壞。 此外,據2008年10月《雲南日報》的報道稱,密鬆電站所產生的多數電力會輸往中國。這實際上是中國對緬甸的“掠奪”,遭到緬甸環保人士、政治反對派、以及居於當地的少數民族強烈反對和抵制。2011年9月30日,緬甸總統吳登盛迫於國內民眾輿論的壓力,決定暫停由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投資的密鬆水電站的建設。 建築承包在價格上做文章 2010年,中海外以超低價競標勝出,奪得波蘭A2高速公路承建權,因未及時支付相關費用,致工程停工 中國在中東、非洲等地承建了不少建築工程,其特點是在工程競標時以“低報價”(包括賄賂發包方)贏得承建權,但在實際操作中以“高於競標價”來結算;或以“偷工減料”等明顯違反合同的方式降低成本。《中國非洲》(Chinafrique)一書的作者塞爾日•米歇爾認為,中國企業以超低價格投標逐步把歐洲企業擠出非洲市場。 2010年,中國中鐵集團全資子公司中國海外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海外)為了進入歐盟市場,以低報價方式在工程競標中勝出,奪得了波蘭A2高速公路的承建權。在招標談判中,中海外的報價是13億茲羅提,相當於波蘭政府預算的52%,也就是每公里2600萬茲羅提。波蘭同行認為“世界上誰都不能以這麼低的價格修築高速公路”。 最終,由於中海外不能按時支付波蘭分包商貨款和相關費用,分包商拒絕向工地運送建築材料,導致工程從5月18日起不得不宣布停工。 最後期限後,中方沒有付款,事態升級。最後,波蘭政府與中國公司解除合同,按合同要求中方賠償7.41億茲羅提(1.885億歐元)。 涉嫌財務欺詐,美股百餘只中概股被停牌 2011年,商務部數據顯示,中國每年簽訂約40億份合同中,履約率只有50%,企業壞賬率高達1%至2% 說中國企業及產品缺乏誠信,中國自己恐怕也無顔否認。據中國商務部2011年8月在建立企業信用檔案時所公布的相關信用數據,中國每年簽訂約40億份合同中,履約率只有50%。中國企業每年因信用缺失導致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高達6000億元;中國企業壞賬率高達1%至2%,且呈逐年增長勢頭。與之相比較,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企業壞賬率通常為 0.25%至0.5%。 2009年,有上百家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涉嫌財務欺詐受到美國監管機構的調查,給予退市懲處 在美國上市的多家中國公司涉嫌財務欺詐,幾乎導致全軍覆滅。自2004年開始,350多家中國企業相繼利用美國反向收購方式(APO Alternative public offering,融資性反向收購),在美國股市上推出“中國概念股”大肆圈錢。這些在美國借殼上市的公司幾乎覆蓋農業、食品、工程與化工等各行各業。但因這些公司的財務狀況不透明,至2005年,其中有70多家企業在美國上市還不到一年,90%以上變成了垃圾股(股價在1美元以下),常常出現連續幾天沒有交易的慘淡景象。 到2009年,有上百家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終因其財務疑雲受到美國監管機構的調查,給予退市懲處。為這些公司承擔審計的幾家美國會計師事務所的信譽也嚴重受損。 結語: 中國企業在海外的行為,無論是尋租,還是不重視甚至破壞生態環境,或者缺乏誠信,以及忽視勞工權利,均是中國海外投資一直飽受詬病,衝突、摩擦不斷的原因。 |
2010年中國海外投資作者:Derek Scissors, Ph.D. 發表時間:2011-02-25
Derek Scissors博士是The Heritage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研究亞洲經濟政策的研究員。 美國傳統基金會對中國全球投資的跟踪文件顯示,大量的中國海外投資於國外債券。這些巨量的資金在過去的五年中迅速的膨脹到2000億美刀。跟踪文件還包括自2005年以來近1000億美刀的固定資產合同。這些數字的的上升只有一個原因:中國為其資金找到了一個投資方向,那就是美國官方3萬億債券的公開發售。 中國資本的流向 2010年中國投資的主要方面是對南美的急劇增加,其中巴西拔得頭籌(但不僅限於此)。其他方面還包括新型的建築合同和較少失誤的交易。 2010年中國在美投資穩定在60億美刀附近,但相比2009年,投資更加趨於多樣化了。美國真服關於這些投資的態度是不一致的,不透明的需要改正滴。 海外資金數量. 中國非債券類投資保持同過去幾年的穩定態勢,儘管由於經濟危機的影響,投資仍然達到了500億美刀。在Heritage的統計中,過去一年的投資增長了12%,並且2011年他似乎還能以這個速度在來個“二進宮”。還有,Heritage在對大型建築項目合同價值的跟踪顯示,這一個數字到了一個新高度——300億美刀。Heritage的研究數據排除了少於1億美元的投資,但是這仍然和中國政府官方公佈的數字相差無幾。這表明大宗商品交易合同處於主導地位了。這兩個研究數據(官方數據和Heritage的數據)有著很密切的聯繫,在中國,中央政府作為一個投資者控制了大部分投資。 投資目地國。 Heritage的系列數據遠比中國官方的數據有用的多,它可以幫助確定那個國家發展方興未艾。中國商務部並沒有公佈在2009-2010年經濟危機期間的投資數據.即便如此,香港還是占到了中國海外投資的63%,這是因為中國把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關稅地區來對待。事實上,這些投資通過香港流入了其他地方。 Heritage的系列數據跟踪到了這些資金的最終目的地。 2010年,最重要的事件是一筆巨量的資金湧入除美國以外的西半球,巴西獲得了大部分投資,但是其他比較厲害的也包括加拿大、阿根廷和厄瓜多爾。幾乎在2008年以後,這些地區成了中國主要投資目的地了。雖然2010年尼日利亞和伊朗也得到了大量能源合同,巴西仍然是繼美國和澳大利亞之後中國海外投資的第三大目的地。 小忠告:急於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看做投資天堂不是個好主意。因為很多合同並沒有履行。在一定程度上,這裡將會是個像南非那樣的投資聖地。 說起來有點奇怪,中國在美的非債券類投資在2010年有所下降。不管怎麼說,2010年的投資狀況遠比2009年時來的健康和諧,當時,中國投資公司那些傻大個們買了我們一大筆垃圾債券哪。 2010年,有一系列工業部門得到了中國的投資,包括哪些臭名昭著的離岸石油公司。去年,相對於美國經濟總值的糟糕表現,中國在固定建設項目的投資簡直應該被成為天使投資啦。 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 由於中國地方政府的瀕臨破產,中國的官方行業數據是遲到而無用的,背後繁多的潛規則切斷了傳統工業部門與其他行業的聯繫。例如“商業和租賃服務之間的聯繫”毫不奇怪,2010年能源和電力行業申請了大部分資金掀起了建發電站的“大躍進”。 冶金行業是中國投資的第二大行業,緊隨氣候的是金融和實體公司。其他特別重要的部門是交通領域,這個領域裡只能看到很少的投資合同書,但是每一筆的交易量都十分的巨大。比如,高鐵項目。這與黨中央要求加大對農業和科技投資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馳嘛。 存在的問題。 兩個中國投資的致命錯誤:糟糕的信息透明度和管理方式。信息透明不足的問題不是中國的錯。東道國誇誇其談和媒體的死命的關於投資的吹噓也許永遠不會發生或者有巨大的影響(例如尼日利亞)還有未被使用於建設項目即被貪污的貸款(例如委內瑞拉)。合法交易的口號年年喊,然而公司還是不得不冒著巨大的威脅尋找有中國參與的廣告主尋求合作。 越來越多的建設項目,貿易和貸款數字通常和投資混雜在一起。但是,所有這些不過是用美元換美元的把戲而已。貸款並不會帶來所有權,而且貿易包含的僅僅是臨時性的交易不會給未來帶來收入。這些數據僅僅是中國投資顯示的數據(忽略了不重要的交易和貸款合同),如有差錯~謝絕跨國。 在對投資的管理方面,中國公司應該有著明顯教訓,完成的交易和造成的問題中大多數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該跟踪文件包括“交易困擾”——那些拒絕被監督的企業或者企業整體或部分都已經倒閉了。最初,能源領域產生的交易麻煩夠吃一輩子了。現在冶金行業似乎有興趣挑戰這一“光榮稱號”。這個國家的冶金行業對澳大利亞、美國、伊朗和尼日利亞似乎有著極大的興趣,然而,所有這些都無不是巨大的麻煩。2005年對Unocal公司的交易受阻,如果交易過程中沒有面對各種阻礙的話。美國現在能收到中方的兩倍投資啦。 建議:加強透明度和交易自由化 美國隊中國在美投資非常的煩惱,而面對中國在南美的投資更是煩上加煩。然而,美國有能力從中國的對外投資中得到好處並且可以消除外交政策影響。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國政府不能像中國政府那樣可以在海外隨便投資。然而,美國可以為自己建立一個吸引人的投資環境。最明顯的辦法就是建立雙邊協定,就像我們與哥倫比亞建立的貿易協定那樣。自由貿易協定會給經濟夥伴一個開放社會的良好新號,這尤其吸引美國公司。通過貿易協定促進的投資也是其他國家所著重推動的。 在國內,美國企業很高興中國能夠通過加強透明度投資美國企業。美國有巨大的煤礦和天然氣資源。但是,美國釋放的很多信號都是阻止中國投資於美國資源行業。類似的,澄清工業領域裡的障礙開放給中國,中國將會立刻投資那些被允許的行業 增強投資透明度的一個理想方式是在美國建立國外投資委員會,這個機構專門負責在美國報導關於中國經濟活動的積極方面。它不應該改是個一會或者其他管理機構,它應該是在投資檢驗過程中的核心。 合理的反應 中國海外投資是穩定和不可避免的增加的。美國的政策應該與時俱進。 |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缺風險管理更缺全局戰略
來源:中國評論月刊 2012-04-14 09:23:09 海外投資規模急劇擴大、資產份額快速提升意味著海外投資風險日益加大。 中評社北京4月14日訊/ 中國大規模的海外投資,被廣泛視為“中國崛起”的新標誌之一;而海外投資規模的急劇擴大、資產份額的快速提升,也意味著海外投資風險的日益加大。為了給央企海外投資加築“安全網”,國務院國資委近日發布《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暫行辦法》,要求中央企業原則上不得在境外從事非主業投資;有特殊原因確需投資的,應當經國資委核准。 上海證券報發表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張茉楠文章稱,入世十年來,中國從一個外國直接投資的接受大國變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國,更從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變為了對外直接投資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1.32萬億美元,年末存量20.4萬億美元。以此為基礎計算,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佔全球當年流量和存量的5.2%和1.6%,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流量在全球國家(地區)中位居第五,首次超過日本、英國等傳統對外投資大國。據預測,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遞增速率測算,投資流量在2013年可望達到1000億美元,存量有望達到5000億美元,海外投資和吸收外資1∶2的比重可望在2015年前後升至1∶1。而隨著中國企業邁出了出海併購的步伐,目前,中國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比例已從上世紀90年代的18∶1,上升至2010年的不到2∶1。 “中國資本”正躍居全球投資領域引人矚目的力量。 作為中國資本出海的“主力軍”,央企無疑在其中扮演了最為重要的角色。數據顯示,2010年,中央直屬國企非金融類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達到424.4億美元,佔總流量的70.5%,成為備受關注的投資主體。然而,相伴而來的央企海外投資頻頻失利的情況不能不令人擔憂。中鋁在澳大利亞的投資虧損了3.4億元;中國鐵建在沙特虧損了42億元;中化集團在阿聯酋、阿曼等國也虧損了上億元。為了止住這樣的虧損之勢,國資委去年5月曾對央企海外投資作了全面部署,明確了“十二五”時期國企“走出去”的三大任務:提高國際化經營水平、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打造跨國企業集團,並就風險防控出台了《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國有產權管理暫行辦法》。現在,國資委再立“軍令狀”:規定中央企業原則上不得在境外從事非主業投資,凸顯了防控國家海外投資風險的決心。 文章指出,然而,問題還有另一面。央企乃至中國的海外投資固然缺乏風險控制,但更缺海外投資的全局戰略。有鑒於大多數“走出去”中國企業更缺乏海外投資的全局戰略的現實,光有這些暫行辦法還遠遠不夠。 當前的國際經濟大環境是,競爭對象全球化、資源分布全球化、配置手段全球化、利益相關者全球化,這使得資源整合的需求前所未有的迫切,資源整合的戰略前所未有的複雜。這方面,國外資源整合的戰略值得借鑒。考察美國海外投資的模式,重點是十分重視制定企業的全球發展戰略。美國大公司總部基本上都設在美國本土。那些大公司的總部均設有全球戰略研究部門,專司調查本行業的國際市場發展情況之職,研究提出公司在全球運作中的戰略定位、總體戰略和具體執行計劃,並由此分析公司全球戰略的執行情況,適時調整和提出新的市場開拓戰略構想。這也就是說,美國掌控著全球產業重組的利益分配權,通過全球不同國家之間的生產率以及資源禀賦的差異來確定要素組合的形式,而美國能獲得財富創造的所有環節中的國家競爭力和利益分配主導權,最根本還在於美國控制了研發、生產、銷售乃至最後的財富管理。 同樣,日本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就已經在海外再造了一個“日本”。日本企業的資本利得及海外進賬數額巨大,海外資產創造了巨大的國民生產總值,而這其中不能不歸功於日本的綜合商社模式。日本綜合商社是集貿易、產業、金融及信息等為一體的,具備為客戶提供綜合服務的大型跨國公司。綜合商社將貿易功能、產業功能、金融功能和信息功能融合起來,形成了一種大型經營綜合體。三井財團、三菱財團、住友財團等幾家超級綜合商社,在日本企業的海外擴張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再來看一下同樣在海外投資領域大步向前的印度。根據對UNCTAD對外直接投資績效指數的計算,印度投資績效指數近年來顯著提升,從1998年至1999年度的91位上升到2006年至2007年度的54位,對外投資績效明顯高於中國。印度海外投資盈利大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印度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地選擇更精確的目標市場。印度海外投資戰略的市場定位非常明確:到資源豐富的國家和地區去開發資源;到智力資源豐富、投資環境良好的發達國家去建立分銷渠道和研發基地;到經濟發展水平低於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去投資設廠。當前印度跨國公司首選的海外投資區域是亞太地區,蓋因這一地區許多國家目前都處於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投資環境在不斷改善,市場潛力巨大,投資回報率很高。 文章最後說,未來,中國海外投資的大潮不可阻擋。但海外投資不能僅僅考慮規模和速度,而要考慮如何利用全球的分工體系和產業鏈,從技術輸入、資源與原材料採購、物流、產品設計到下游的渠道、市場銷售等每個價值環節滲入,在微笑曲線中盡量向兩端延伸,以期獲得更高效、更有價值的資源整合。這樣,不僅在規模上形成體量,還在產業鏈上形成合作,提高海外投資的成功率也就有根本保障。 |
海外投資猛增,我企業“走出去”風險加劇
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戴勁松 周琳 2011年 03月23日 受匯率風險、政治風險、安全風險等多重因素制約,而投資過度集中易引發東道國疑慮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我國“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並沒有關於海外投資的統一法律保障體系,金融諮詢、投行、評級等中介配套服務機制也沒有相應跟上,而企業自身在海外投資過程中缺少戰略思維規劃,往往採取各種急功近利的短視投資行為,導致企業“走出去”後面臨多重風險。隨著近年來海外經濟利益持續拓展,我國已從資產被收購方逐漸轉為資產收購方,對外投資額年均增幅在70%以上。一些“走出去”的企業對投資項目缺少長期跟踪和遠景規劃,加上配套措施沒有及時跟上,極易受政策波動影響,同時,不適應當地法律文化環境等弊端開始顯露。 半數以上海外併購交易未達到增值底線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幅已高達70%以上,我國企業正從以往擔當資產被收購角色逐漸變成資產收購方。 2010年上半年,中國作為收購方的併購交易額排在美國之後居全球第二位。 商務部公佈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目前已在全球177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1.3萬家,對外投資累計淨額(存量)達到2457.5億美元。中國社科院日前公佈的《世界經濟黃皮書》也表明,2003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只有28億美元,如今已達400多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幅已高達70%以上,我國企業正從以往擔當資產被收購角色逐漸變成資產收購方。 在2010年上半年,中國作為收購方的併購交易額排在美國之後居全球第二位。知名諮詢機構埃森哲在2010年底公佈的一份報告顯示,2008年1月至2010年6月這兩年半時間裡,共計120起中國企業海外併購案例涉及總金額超過6000億元人民幣。 從被併購方變成資產併購方的轉變,使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同時暴露。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汪段泳表示,我國目前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不相匹配。整體上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構成中所佔份額仍十分有限:2009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相當於出口額的3.98%,在我國GDP中所佔比重保持為0.97%;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在GDP中所佔比重為4.06%。而在2007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在GDP中就已分別達到2.03%和16.80%,發達國家所佔比重更是分別高達4.71%和35.07%。 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苗迎春說,從某種程度上講,海外經濟利益已經上升為中國的核心經濟利益。然而,我國對外投資的絕對投資收益與目前最大的國際投資國美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海外資產的盈利水平較低,甚至出現虧損。 2008年,我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活躍,流量較上年增長7.4倍,當期利潤再投資所佔比重較上年卻下降了19.2%;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565億美元,而美國則為2480億美元。研究顯示,半數以上中國企業的海外併購交易未取得成功,無法達到增值底線。 投資過度集中加大海外投資難度 一直以來,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在能源、礦產等少數幾個行業的集中度過高,並以大額的併購交易為主要投資方式,在地理方向上也過於集中。有關專家認為,這些過度集中、大額標的的投資易引起東道國的緊張與警惕,這造成我國的海外投資常常承受與其國際份額不相稱的過度風險,加大我國海外投資難度。 據不完全統計,2008年至2009年間,以中國企業為買方的跨國併購,目標領域為能源產業的有13宗,交易金額277.54億美元,佔1億美元以上併購案交易總額的48.6%;礦業15宗,交易金額262.34億美元,佔交易總額的45.9%。 這些過度集中、大額標的的投資易引起東道國的緊張與警惕,加大我國海外投資難度。例如,2008年初,中鋁斥資140億美元收購力拓股份前後,澳大利亞政府就逐漸加強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力度。 2009年,該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表示,外資對澳主要礦業公司的投資比例將有可能被限制在15%以內,對澳方新礦業項目的投資比例也要低於50%。 汪段泳說,這一規定被普遍認為是明顯針對中國投資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併購以大型國企、央企為主力,優勢固然突出,但問題不是沒有。無論何種企業,其在國境內外的任何經營行為都應該體現資本擴張的本性,但中國企業的跨國併購卻經常被認為背後體現的是中國政府的意志。 一直以來,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在能源、礦產等少數幾個行業的集中度過高,並以大額的併購交易為主要投資方式,在地理方向上也過於集中。有關專家認為,這些過度集中、大額標的的投資易引起東道國的緊張與警惕,這造成我國的海外投資常常承受與其國際份額不相稱的過度風險,加大我國海外投資難度。 湖北省商務廳對外貿易處負責人艾力認為,過度依賴於進口資源將對我國經濟自身造成傷害,而便利獲得進口資源也將弱化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固化落後的經濟增長模式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從目前跡像看,今後一段時期內,我國海外投資的主要領域仍將是能源、原材料等領域,這意味著東道國對我國投資的疑慮與摩擦不會很快消除。 高位進場埋下投資隱患 國際投資銀行往往採用這樣的操作模式:在購買我國金融股權前,國外投資銀行往往先大肆唱空中資銀行和中國股市,同時利用資訊評級機構壓低我國企業評級;然後利用國內企業急於脫困的心理,以較低的代價、較佳的時機獲得中資機構的股權。 當前,我國企業往往在高價位進入國際市場,買到“天價”,或者冒險進入風險極高而自己又不熟悉的投資領域“買的時候不知道有多貴,賣的時候不知道有多便宜”的現象常有發生。究其原因,是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配套的投資諮詢、評級等配套機制沒有跟上,而國內又缺乏相關的國際投資顧問服務、法律諮詢服務。 北京君投資本管理中心首席投資官彭俊明介紹說,國際投資銀行往往採用這樣的操作模式:在購買我國金融股權前,國外投資銀行往往先大肆唱空中資銀行和中國股市,同時利用資訊評級機構壓低我國企業評級;然後利用國內企業急於脫困的心理,以較低的代價、較佳的時機獲得中資機構的股權。這一操作模式的成功相當程度上歸功於其入股前貶低的輿論準備和隨後上市承銷的定價壟斷。 而我國企業對國外投行設計的金融產品以及衍生品卻研究不足,在進行套期保值管理時,很難判斷標的資產價格的未來走勢,缺乏國際金融投資分析經驗和衍生產品風險管理和定價能力。在進行國際投資時,只能過度依賴評級公司的信用評級和國外投行的研究報告,以致被套牢於結構化衍生產品。 浙江一家服裝企業的負責人介紹說,現在中國很多企業走出去的意向很強烈,但是缺乏對當地國家的了解,顯得不知所措。而中介服務機構正是要為他們提供相關信息。好的中介服務機構應該要成為一個綜合性的機構,能熟悉各個國家的國情特點、法律法規、投資政策及行業發展情況等,能為企業提供一切相關的信息,使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同時,中介服務機構還可以盡可能地為企業提供當地國家的人脈資源,使企業減輕投資風險。 造成海外資產盈利能力較弱的原因有很多,匯率風險、政治風險、安全風險等多重因素均制約我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特別是在人民幣持續升值和美元走軟的背景下,不少企業面臨的匯兌風險也越來越突出。彭俊明舉例說,2008年12月初,中信泰富披露在過去兩年中分別與花旗集團、美洲銀行、摩根斯坦利和德意志銀行等13家金融機構共簽下24款外匯累計期權合約,因澳元兌美元大幅下跌導致其澳元累計認購期權合約損失約180億港元。 此外,對當地法律規範不了解也可能導致簽訂很多項目時對成本估計不足。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亞投資的磁鐵礦項目,最初的投資計劃是42億美元,但現在對外公開的投資預算已經增加到52億美元了,主要就是由於澳大利亞政府不允許中信泰富引進我國勞工,導致人力成本大增。 “抄底”心態氾濫我海外投資須防急功近利 “併購之前,資金並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併購之後,中國企業除了錢卻似乎很難拿出更有價值的東西。” 國際化經營管理能力嚴重不足 不少企業對併購整合的理解還停留在買設備、買廠房、買技術的階段。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汪段泳說,我國不少企業對併購整合的理解還停留在買設備、買廠房、買技術的階段,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抄底”心態氾濫。 “併購之前,資金並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併購之後,中國企業除了錢卻似乎很難拿出更有價值的東西。”汪段泳說,這說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能力存在較大缺陷。對於企業而言,實施跨國併購也不僅僅只是把規模做大,還在於優化資源結構的同時,優化產業結構、技術結構以及市場結構,這才是跨國併購的終極目的。 他還認為,當前中國“走出去”的企業,突出問題表現在國際化經營管理嚴重能力不足,特別是在組織文化整合和人力資本整合方面,中國企業與國際行業領先者相比都存在較大的差距。這種差距的客觀存在使得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也需要承擔更大風險。 中國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不能以純粹投資的角度來看待“抄底”,企業想要真正併購成功一定要建立在自身實力的基礎上,但實力除了資本之外,還包括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經營水平等必要因素。國外的一些金融機構虧損較多,如果中資機構投資的話首先要動用資本金補虧,但從國際經濟調整的時間來看,即便這些機構將來可以轉好並出現收益,至少也得經過好幾年。 汪段泳表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普遍缺乏戰略規劃,主要表現在:一,只考慮價格和易得性,而不考慮投資目標與企業整體發展目標是否相符;二,沒有製定長遠的商業計劃,對收購目標未來的發展方向不明確;三,對投資目標的事前盡職調查不充分,導致沒能及時發現其中的風險;四,交易之前沒有充分考慮整合計劃,致使交易之後整合失敗。 應鼓勵分散投資領域 中國境外投資的國家或地區分佈的多元化、行業分佈的多元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才能夠有效地化解地區集中、行業集中的風險。 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苗迎春認為,當前我國政府在海外投資的法律保障方面缺乏統一的、穩定的、權威的立法,管理上政出多門,部門間職能交叉、內容重疊,這會大大降低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效率;在具體鼓勵和保障政策上,虛多實少,缺乏具有實質內容的具體政策;在服務保障體系方面,政府不能充分利用調動資源的優勢以解決市場上的信息失靈問題,也沒有能很好地參與到跨國投資規則的製定過程中來;政府在相關產業政策上沒能對企業提供正確的激勵機制。 汪段泳說,中國企業“走出去”對於促進企業內部改革、改進治理結構、打造具備全球運營能力的跨國公司發揮出了重要作用,但近年來的“走出去”戰略偏重於強調國家資源安全保障政策,導致投資明顯地向著能源與礦產資源方向傾斜,而這些領域與品牌開發、銷售渠道拓展和培育創新能力關係不大,可能導致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採取各種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而不是基於戰略思維規劃投資行為。專家因此建議,中國企業“走出去”應該制定長期的戰略規劃,鼓勵分散投資領域。上海新世紀資信評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研究總監郭繼豐認為,中國境外投資的國家或地區分佈的多元化、行業分佈的多元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才能夠有效地化解地區集中、行業集中的風險。 苗迎春指出,要避免海外投資風險,必須加強對投資國政治形勢的跟踪和評估,一旦政治風險增大,要及時與東道國政府溝通,闡明風險發生對東道國的弊害,獲得諒解與支持。同時,要引導企業購買與防禦政治風險有關的保險,將政治風險轉嫁給保險公司,降低和轉移政治風險。 建立風險預警體系 需要有專門的機構對國家或地區、行業、企業的風險進行事前的分析與揭示。 郭繼豐建議,對於境外企業應該有事前監督管理,建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預警體系,即事先掌握海外投資分佈的國家或地區的風險、行業的風險,需要有專門的機構對國家或地區、行業、企業的風險進行事前的分析與揭示,便於商務部對境外投資進行審核和管理,便於財政部、國資委對境外投資採取相應的管理措施。 對於海外投資的風險預警就目前全球的服務行業或機構而言,依托信用評級機構更為妥善。從國際的經驗看,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都建有國家或地區信用風險評級體系、基於行業的信用評級體系、企業信用風險評級體系,基本能夠揭示一個國家或地區、行業的風險大小,對於海外投資的風險預警能夠發揮有效的作用。 湖北省商務廳對外貿易處負責人艾力說,從目前國內的信用評級機構看,國內的信用評級機構在經過20多年的培育和發展,已經建立了企業信用風險評級體系、基於行業的信用評級體系,國家或地區的信用評級體系基本建立,一個從微觀到中觀、宏觀的風險揭示和預警體係正在形成,基本能夠為中國“走出去”戰略的進一步實施提供風險諮詢服務。 汪段泳表示,在製定“走出去”戰略的同時,要用好第三方諮詢機構提供的風險評估結果,有的放矢地對當地不同風險提出對策。同時,國家要鼓勵本土金融中介發展,主管機關一要嚴格把關相關衍生產品進入市場銷售,二要認可相關本土金融中介,給予其對相關業務進行評估的資格。 “中國投資威脅論”成重要障礙 應通過積極、正面的溝通,打消投資東道國的疑慮。隨著中國對外投資流量的不斷增多,“中國投資威脅論”成為維護我國海外經濟利益的重要障礙。因此,加強境外公關能力建設勢在必行。 苗迎春指出,要大力宣傳我對外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建設的積極影響,比如帶動資金和技術,增加當地的就業與稅收,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提高經濟增長率等。在宣傳中,要注意引用一些鮮活、生動的案例,增強形象宣傳的正面效果。應通過積極、正面的溝通,打消投資東道國的疑慮,為雙邊投資和經濟合作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除了鞏固與亞洲貿易夥伴關係外,中國今後還應不斷加大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德國、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和非洲國家的投資力度。 汪段泳認為,非洲國家無論是法律要求、環保要求都比發達國家要低一些,且大多與我國維持著較為友好的外交關係和傳統友誼,對來自我國的投資接受程度較高,可以更好地拓展中國的海外投資。 |